现在，“代”的概念正在被广泛地使用，大概是自从米德的研究以后，“代”才成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的，但它显然不易被明确。划分“代”的标准是什么？年龄当然是一个依据，但如果这一年龄只意味着生理年龄和抽象的时间，那肯定是空洞的和无价值的。不过，即使是年龄，它的时段也不容易确立，因为这往往要取决于某一时段里的历史变化、社会更替与知识结构的转型，如果这些内容均无什么大的起伏，那么即使时段跨度再大，“代”际也无法确立，而只能在经验承传的基础上以传统血缘的“辈”来划分和指称。相反，如果社会与知识结构处在剧烈的转换中，那么即使再短的时段也可能构成“代”际差别。所以对“代”的划分与指认当以对社会”／文化／知识结构的精当分析为前提，如果对构成各时段历史特征及精神特质的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并未取得共识，那么，“代”的划分与言说将会是混乱的、纠缠不清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对“代”的精确划分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恐怕不管怎样的划分总是难以取得共识，因为对某一时段的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尤其是精神特质，人们分析的角度和理论出发点大都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察立场，所以，在不同的言说者那里，首先对历史发展时段的划分就是交叉、重叠、人言人殊的。问题还可能讨论得更细，即对某一个体而言，其生理年龄与其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知识结构是否一致就是大可怀疑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理年龄与“知识年龄”实际上不尽啮合。所以，我总是这样认为，对“代”的指认可能宜粗不宜细，比如现在文学界流行的六十年代作家群与七十年代作家群的分法是否有意义？六十年代出生与七十年代出生究竟在知识人格上有什么重大的差别？至少，我尚未见到有精当确凿言之成理的深入分析。同时，对某一社会个体，究竟应将他置于怎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讨论，究竟又该将他在何“代”下进行语义判断则又宜细不宜粗，总该对他的知识年龄进行认真的耙梳归类之后才能下结论。
如果按我的上述理解，肖全的《我们这一代》（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显然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不少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这一代”显然是太含混了，“我们”是谁？这一代又是哪一代？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我们这一代”该定位于怎样的时段？定位于怎样的社会及知识背景？贾平凹与苏童的知识人格、社会经历、文化立场是否相同？郭路生（食指）与张枣、欧阳江河的诗歌方式一样吗？这些人不管是从生理年龄还是从社会（知识）年龄上显然都不属于同一代人。我曾经尝试超越年龄而从风格范畴去理解这个所谓的“我们这一代”，但王朔与叶兆言、张承志与朱大可、陈冲与李保田、陈丹青与徐冰……都是文化意趣与审美风格大相径庭的人们。这样的分析可能会破坏《我们这一代》先验的语义结构，但这确实是让人无奈的事。
但《我们这一代》从阅读上依然能让人接受，甚至你会善意地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对中国八九十年代而言，不管那批人是否属于同一年龄段，是否有相同的文化立场、知识构成与美学追求，当代中国，颇为灿烂的文化艺术华章毕竟是由他们吹奏起来的，而且，不是因为同，而是恰恰因为“异”，才给当代中国艺术文化带来那么多碰撞与生机。这是一段历史，若干年后，总会有人意识到它对中国精神界产生的巨大影响，但真的需要等待后人去书写吗？难道只有“老照片”才能引发人们的追思、回味与珍惜？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敏感而又健康的，那对它神经末梢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都应该引起反射，都应该立刻得到书写并留下痕迹，尤其是极其感性的痕迹。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感谢肖全的劳作，他的跋涉，他的寻找，他富有灵性的相机和相比而言显得不够老道甚至有些浮躁、臃肿的文字，关键是它们记下了一群人，他们的面容、姿影、生活、言谈，失败与辉煌、挣扎与沉沦、新生与死亡。看来，必须重新认识书写的意义和历史的含义，我甚至觉得，肖全的书写已然太迟，虽然是《我们这一代》，但当我在逼近世纪末的年头读到它时，早是苍茫满纸，暮色氤氲，大有一种“他们那一代”的感伤。
看来，这一“代”与那一“代”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无法归纳于历史中存在的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灵与肉，行与思。或者，对“代”的研究当以在没有“代”的先入为主的框子外的叙述为基础？那么，肖全的工作还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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